欲罷！不能？

24 Aug 2012

729大遊行主辦單位表示遊行超過9萬人參加，人海由維園湧至金鐘政府總部。

7月29日，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發起了「全民行動。反對洗腦。729萬人大遊行」，反對教育局打算在來臨9月新學期推行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並斥之為「洗腦」教育，向學生硬性灌輸對祖國的自豪感，加上教育局資助出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被認為內容偏頗，企圖以經濟成就淹蓋新中國長久以來的負面議題，形容中國共產黨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燃起不少市民怒火，決定以步伐和叫聲向政府說不。遊行後，一些團體更聲言可能以罷課作為最後手段，令社會震動。

遊行當日，不少家長頂?頭上猛烈的陽光，踏上燙熱的遊行路線，有些更攜?小朋友，甚或推?嬰兒車，滴?汗水由維園出發，一步一步走向政府總部。先頭部隊到達終點政府總部後，領導大聯盟的三個團體，教協、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和學民思潮的成員站在台上，不察覺自己在聳立的中國國旗和較細小的香港區旗下發言。

「9月3日，開學的日子，」教協副會長黃克廉停頓幾秒，環視眼前遊行人士，繼續說：「我們會考慮所有行動，包括教師不輕易說的罷課。」說到這?，台下有的舉起拳頭，有的豎起拇指，不斷高呼：「罷課、罷課、罷課……」黃克廉再說：「當發現教育尊嚴被政府干預，我們的下一代被『洗腦教育』荼毒，教師是可以罷課的！」台下即時掌聲雷動，大聲叫好。

「因為這根本是一個教育界的23條，扼殺下一代的思想自由。」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在遊行後，接受大批傳媒訪問時說：「今日的遊行就正正告訴他們聽，徹回國民教育科才是主流民意，我們不要視民意如草芥的政府。」

說起「23條」，還記得「23條立法」引發超過50萬人上街，使政府急急煞停立法工作，還導致當時力推立法的保安局長葉劉淑儀下台。今天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卻在遊行後再一次重申立場：「無論遊行的人數多或少，政府仍然會聆聽意見。剛才我也說過，聆聽意見後也要用實事求是的方法和態度來跟進。」並表示會成立諮詢委員會，諮詢各持份者的意見。然而遊行人數超過9萬，他們全部都持一致意見──反對9月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遊行隊伍散去後，分別一大一細的國旗和區旗一如以往在半空中飄揚，沒有因為人群的呼叫聲而改變姿態。

社運是興趣
雖然現在是暑假，但要邀約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做訪問可一點也不容易，首先他整個暑假已經奉獻給反對國民教育的社會運動，其次為了籌備在來臨的日子舉行更大型的活動而頻頻出席會議。訪問當時他剛剛完成禮拜趕來，打招呼後，他便說：「不好意思，很肚餓，先吃個早餐。」好不容易等到他完成早餐，訪問才剛開始，就有人打電話來和他確認稍後開會的時間。

幾個月後便16歲的黃之鋒出生在一個中產家庭，爸爸是一名專業人士，媽媽是一名家庭主婦。自小父母沒有對他說太多有關政治的事情，卻說很多人生大道理，教他做人要正直，加上他們一家信奉基督教，強調生命教育、「行公義好憐憫」等，令他從小便關心周遭社會，思考社會上不公義的事情。其後更認為政治其實和生活模式息息相關。「反高鐵和五區公投，看見很多小伙子走出來，」他說：「發現社運不是50幾歲的『老餅』才會搞。」他認為高鐵引起的菜園村事件，正正是政治影響傳統生活模式的明顯例子，令他感受很深，因而培養出對政治的興趣，於是主動上網搜尋有關資料，看YouTube上的影片，了解更多。對於自己組織學民思潮反對國民教育，積極投身社會運動，他有自己獨特的看法：「每個人有不同興趣。作為一個學生，別人可能是學校校隊、學生會，我只是搞了另一樣少人有的興趣，即社會運動，或叫作公共事務而已。」

我們都是受害者
反對政府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是學民思潮成立的目的。在2011年5月，特首委任的獨立諮詢組織「課程發展議會」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諮詢稿》中「第四章　學與教」部分，4.4.1節清楚列明國民教育的學與教基礎要以「情」引發：「本科於國家範疇的學習，不是單以學生的知識增長來衡量，學習更需由『情』出發，讓學生了解四個層次的『情』，包括：『國情』、『情懷』、『情感』、『真情』。」先不要說如何明確分辯這四種「情」，單單是自豪感已令黃之鋒吃不消：「我對中國不感自豪，但愛國，正正我想對未來的中國感自豪，我才反對國民教育科。」他又說：「我相信愛國，要懂得對國家明辯明非，有批判思考。」那份《諮詢稿》就是學民思潮在稍後5月29日成立的催化劑。

其後在2012年4月，由教育局資助，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編印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中「中國模式的內涵政治方面」第四部分形容中國共產黨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這可是一石激起千層浪，令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內容是否偏頗的質疑頓成社會重要議題，間接促使「國民小先鋒」副主席余綺華老師與黃之鋒在城市論壇上掀起罵戰，令議題再度升溫。

記者眼前的黃之鋒剛剛吃飽了，隨即低頭按?iPad，回應facebook上的留言，卻仍可毫不間斷地回答記者的提問。「當初見到政府搞國民教育科，沒有學生走出來，但學生是這科的最大持份者，」他用飲管啜一口咖啡說：「我就覺得其實是受害者。」

情感操控
雖然《中國模式》直接引起反對的聲音很大，但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也多次解釋這只是其中一份教材，校方可透過其他途徑取得或自製教材，而且有不少人認為傳媒經常報道香港政府、社會、和內地的負面新聞，就算教材真的偏頗，傳媒也能作出平衡的角色，所以偏頗的問題根本不存在。可是黃之鋒卻不認同，認為教導學生了解國情的責任不應該推給傳媒，「既然你（政府）都話傳媒不能相信的時候，教育責任更應該交給學校，而不是傳媒。」他補充說：「另一件事，洗腦就是要學生信奉某一種意識形態或價值觀，這叫做情感操控，要有自豪感，正就是『洗腦』。」

早在去年6月至7月，開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爭議仍未很大的時候，教協已經就該科目向中、小學教師進行問卷調查。在回收的2,383份問卷中，有67%教師表示「擔心」或「非常擔心」變成「洗腦教育」；另外值得留意的是，有74%教師贊成「在現有基礎上加強國民教育，但不加設必修科」，教協相信這是由於新學制推行後，中學課程已經超負荷，無論教師學生都難再承受增設獨立科目。另外根據今年8月7日至8日的第三輪港大民意調查顯示，要求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的百分比佔62%，比第一輪（7月25日至26日）的53%和第二輪（7月31日至8月1日）的52%為高。要求擱置的意見像雪球一樣隨時間愈滾愈大。

國倡港隨
很多人認為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最初是由前特首曾蔭權在2010-11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出，但教協副會長黃克廉卻認為，起始點其實在2007年6月30胡錦濤訪港出席晚宴時的一段講話，講話末段他清楚地說：「我們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加強香港和內地青少年的交流，使香港同胞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薪火相傳。」黃克廉認為這次講話使曾蔭權在同年稍後時期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對國民教育和內地交流團大加?墨，暫時擱置小班教學、15年免費教育、高中新課程等迫切問題。

「如果是平衡的話，國內出版的教材是沒有問題，有不同角度、不同立場的機構出版教材，以香港這個多元社會來說是可以接受的。」黃克廉在訪問開始不久時已經說：「但一用到政府資源，要學校設立科目來融納這些教材的話就有問題。」他認為政府雖然宣稱學校有三年的「開展期」，學校（小學）可在2015/16學期才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但政府早已將53萬的津貼分派給每間學校，未來更會派「視學組」監察學科的推行和教學情況。另外，政府耗資大量資源來資助出版教材，清晰地提供指引和評估方法，很容易變成強勢而獨大的教材，足以令學生為保分數而遷就教材作答。

除了教材內容偏頗令黃克廉擔憂外，是否有需要獨立成科的質疑更是他反對的重要論據：「早在80年代的中英聯合聲明時，香港當時已經討論我們需不需要一科獨立的公民教育科，甚至商討至公民教育要由個人、家庭、社會、環境教育、性教育、國家、全球，不同角度來整合這一科。」他繼續說：「當時港英政府是拒絕的，認為這個龐大的任務應該散布在各科目?頭，用滲透式課程、隱閉課程來推行，換句話說，這是一件已經執行了20多年的工作。」因此，高中新課程建立前的中文、中國文學、中國歷史、地理、經濟以及經濟與公共事務等社會科學科目早已肩負起公民教育的責任，無需多此一舉。

黃克廉之後談及師資問題：「理科老師專責做環境教育；生物科老師又要負責性教育等。這已經散開到不同範疇，現在突然出現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要將所有東西結合一起，事實上沒有老師擅長，因為老師早已發展成只專注其中一個範疇，現在要一科教好，學校基本上沒有老師擅長。」再加上在新制定的高中課程?頭的必修科通識科，六個單元中已有一個單元是「現代中國」，又另有一單元為「今日香港」都有身份認同的章節。「即有關國情教育早已遠超六分一。現課程有，滲透式課程又有，」他反問：「為何國家主席一出聲，就輪到特首要開聲加強國民教育？」

罷課前的「三步曲」
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到《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再由7月29日9萬人遊行，到政府高官堅持推行國民教育。這些事件引發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表明不排除以罷課作為回應的最後手段。此話一出，立即變成傳媒焦點，但眼前坐在辦公桌後的黃克廉冷靜地向記者表明，當政府真的毫不退讓才會實行罷課，而實行罷課，先要走完「三步曲」：

第一步：大聯盟會做多一些工作，包括再次舉辦大型遊行，其次也構想了很多行動在8月份陸續推行。（不肯透露行動詳情）

第二步：如果行動後政府仍一意孤行，教協會向持份者（教師、家長、學生）講解反對理據，再收集意見，積極考慮罷課是否適合的措施。

第三步：希望政府在整個8月正視和大聯盟之間的互動，如果真的罷課，也要考慮罷課的形式和日子。

黃克廉由始至終不願意談及可能罷課的形式和時間，亦不考慮現階段向外界公布，恐怕會變成焦點錯誤，引導成教協的目的只為罷課。可是如果真的實行罷課，這將會是教協自1973年成立以來，曾歷成立同年爭取文憑教師薪酬平等、1977年金禧中學貪污醜聞和「六四」後的第四次罷課。

需要以罷課作威脅嗎？
雖然第三輪港大民調（8月7日至8日）顯示大部人要求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但仍有16%表示想如期推行，比第一輪調查（7月25至26日）的12%為高，反映7月29日大遊行後的兩星期內，市民對科目推行的態度趨向兩極化。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早在去年在其微博中表示「洗腦」是一種國際慣例，認為通常在大學才培養批判思維，而不是中、小學，並強調國民教育是「健腦」，而非洗腦。然而有學者批評郝鐵川的說法，反駁稱歐美發達國家推行的是「公民教育」，指在加強對自己國家歷史、文化、政治、社會的認識，而非以「情」為課程內容與準則。

可是根據教育局最新的課程指引，清楚指出課程架構有「個人」、「家庭」、「社群」、「國家」、「世界」5個階段，當徹底學習整整5個階段後才能成功培養出「品德及國民素質」，相反社會反對的聲音卻看似過於集中爭論「國家」一面，忽略科目的全稱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忘卻置首的「德育」二字及其他階段的內容。除此之外，令人失望的是，東方教育發展基金會在去年10月至11月的調查發現，有90%受訪者不知中國有多少個省份；八分之一甚至不知道誰是現任國家主席。在現有課程之外增加多一個課程讓學生加深對國家的認識，問題真的這麼大，需要以罷課作威脅嗎？

全國人大政協委員委劉夢熊亦曾在文匯報撰文指：「從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慣例來看，國民教育是一種國家民族集體認同（mass identification）的過程。英國統治香港一百多年來，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由此產生的香港與祖國母體隔離的觀念意識，阻礙香港的人心回歸，影響深遠。回歸以來的15年，港人一直在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國家日益強盛及香港社會意識到香港的發展跟國家的發展緊扣在一起，是香港國民教育最重要的基礎。」

欲罷！不能？
有些時事評論員認為反對者已經去到一個不理智的地步，目的並不是商討如何防止教材內容出現偏頗，就如蔡涯棉在明報的文章?指，有感不少團體提出「政府不撤回，我們就推動罷課」的兩元對決議案，而且並沒有深入考慮罷課所造成的效果。

來臨9月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目標是小學生，如果真的推行罷課，地點也是小學，但是小學生並沒有足夠的批判思維和認識去了解罷課背後的意義。有不人擔憂動不動就煽動罷課，不僅影響正常的學習秩序，更害怕為學生的思維和處事方式留下烙印。例如父母不准長時間玩戲機，子女就馬上「罷食」抗議；長大後出來社會工作，與同事出現歧見後又以「罷工」回應。擔憂罷課會影響學生心態成長。

而且罷課可能觸及法例。根據香港《教育條例》第78條，任何家長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守入學令（或不時經更改的該命令），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3級罰款及監禁3個月。另一方面，無論教師或學生，面對緊迫的課程已感吃力，罷課後，可以授課的時間更少，事後可能導致教師將知識「塞」入學生腦中，影響其他課目的學習質素。

教協、學民思潮說清楚罷課不是他們願意出現的結果，黃之鋒也對記者說：「『小學雞』怎會知道罷課是甚麼？」然而如果政府開學前還是不積極回應各反對團體和超過9萬名遊行人士的意見，而作出修訂或撒回課程，除了罷課，他們還以可做甚麼？

無論如何，正如蔡涯錦在文章中所寫：「從正面看，事件讓香港社會上了一堂國民教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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